作者：陈晞

　　为紀念爱泼斯坦诞辰100周年，上海提前出版了一本好书-《爱泼斯坦与宋庆龄传记》。去年10月就收到作者惠赠此书，读拜间备感亲切，因与新书的作者(黄浣碧口述、沈海平撰文)，有缘都是“一家人”(都在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中的同事)。

　　这是一本介绍伟大女性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国际知名记者爱泼斯坦之间良师益友情谊的通俗出版物。目前有关宋庆龄的图书出版颇多，但本书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以爱泼斯坦的夫人的口述，亲历见证一段重要的历史-宋庆龄传记出版前后的故事。本书的切入点，聚焦点是在晚霞余晖中，爱泼斯坦如何受宋庆龄嘱托，以多年心血完成她的传记。这后面有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从未有著作专门述及”的题材，可谓独家之作。

　　1992年紀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时，爱泼斯坦历经十年艰辛耕耘，终于献出厚礼，出版了权威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紀的伟大女性》。传记内容丰富，真实记叙了宋庆龄光辉伟大的革命一生。此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获国家图书一等奖。隨即国内三次再版，还被译成日、韩等外文版，甚至在台湾也很快突破禁区，出版了繁体中文版。

　　对于出版传记过程，艾培在序言中虽有交代，但过于简约。其中致谢亲友的支持时，倒是深情地写道：“在写作本书的十年中，在我自己的家人中，我得到了妻子邱茉莉(我们共同生活了40年，她和我一样也在宋庆龄手下工作过)以及现在的妻子，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的老同事黄浣碧的耐心合作和毫无保留的支持。”

　　看来艾老写传记这的艰辛経历，只好留给后人去记忆。可喜的是20多年后，他的夫人黄浣碧与研究人员沈海平终于挑起这个使命，她们怀着对宋庆龄的敬仰和爱泼斯坦的敬意之情怀密切合作，用口述方式，记录下这段珍贵的历史，这有助于世人对宋庆龄传记的深入解读，对孙夫人的精神及爱泼斯坦的为人的了解与学习。诚如出版者所称：本书内容涉及的面广，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为广大宋庆龄研究者和专家提供不可多得的史料。

　　拜读此书，可以看出作者赶在爱泼斯坦(下称艾培)100周年之前，是个好时机。但从书中占有的大量史料，可看出非一日之功。2005年艾培走后，他的夫人黄浣碧从悲痛中，立即着手整理家中艾培遗留的的大量资料，包括大量的藏书、文稿及信件。她支持清华大学建立爱泼斯坦研究中心，将藏书赠与中心；她将有关信件转宋庆龄基金会出版书信集。她还积极参加上海、北京有关孙中山、宋庆龄的紀念、研究活动，这些都为这次作系统的回忆口述提供了资料基础。而撰文者沈海平女士多年在宋庆龄创办的中福会工作，对宋庆龄的史迹和事业比较了解，而近十年直接投入宋庆龄的史料整理和研究，是位十分活跃的研究人员，不断推出新成果。而宋庆龄与爱泼斯坦正是她近年关注的系列研究课题之一。而黄浣碧作为爱泼斯坦的第三任夫人，相伴走过晚年的20年，其中相助爱泼斯坦写作宋传，是权威的历史见证人。可见黄沈两人是本书最佳的合作者，融合各自的优势，可以互补合作，快出研究成果。

　　一

　　这本由中国福利会编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新书共16万字，共分四个部分：一、缘分。介绍口述者有缘从孙中山故乡，又踏进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二、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爱泼斯坦从小在中国长大，是著名中外记者。他热爱中国，从抗战到迎接新中国，与宋庆龄共事40多年的経历及合作友谊。三、我和爱泼斯坦。介绍口述者从同事到黄昏恋，与艾培結为伉俪，乐当贤内助。四、为宋庆龄写传。书中配有200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前三部分虽为历史背景，但也多以是作者所见所闻，作真实忆叙，其中有些重要的情节，是首次披露，弥足珍贵。如爱泼斯坦1945年去美国除了撰写介绍中国的著作，积极参加美中友好活动，继续支持宋庆龄的事业，协助将她撰写的《孙夫人的报告》小册子在美的出版与发行。如宋庆龄关心指导“中国建设”，曾陪周总理亲临編辑部祝贺创刊10周年，与同人合影，与口述者留影。书中有一节“协助邓颕超脱险”很有传奇色彩。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形势紧张，邓颖超正患病，由斯诺掩护带到天津请艾培设法护送邓等三人转移到外地。但艾培从未对人提过此事。一直到36年后，1973年在北大未明湖畔举行斯诺骨灰安葬仪式时，邓大姐见到爱泼斯坦时，才主动忆及当年的故事，在场的朋友才第一次得知这尘封多年的情况。1985年4月20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到人民大会堂祝贺爱泼斯坦七十寿辰时，那天邓大姐也参加会见。在这更大的场面上，邓大姐很动感情对大家说：“艾培是我的老朋友了。1937年就是他和斯诺幇助我脱险，秘密护送离开北平、天津南下去外地。”

　　书中“周总理的讲话稿”一节还披露一件重要史实。在文革中艾培遭难冤狱，1973年初才获释平反。其中他受到周总理的关注和保护。是年3月8日艾培夫妇应邀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举行的茶会。在会上周总理向在文革中受冲击和不公的外国专家友人道歉。当年黄浣碧做专家工作陪艾培夫妇参加这次活动，在场目睹周总理见到艾培时的对话，“我们一起聆听了周总理的长篇讲话。他讲话重点是回顾了文革以来外国专家在华的情况，提及爱泼斯坦与李敦白不一样。讲话完，只见周总理一个人举着酒杯，走向一桌一桌的外国专家，向他们碰杯道歉，江青等人则留在原地没有动。…总理走到艾培面前与他碰杯，艾培举杯说，我也有错。周总理说，今天只讲我们的错。然后很豪爽地碰杯说”继续奋斗“。第二天见报有照片，但内容很简单，”而周总理讲话的内容却没有见报，特别是其核心内容一字未提。“这是为什么？

　　第三章中婚姻是很敏感的话题，黄浣碧作为艾培的第三任夫人口述，表述得很坦诚、真实。书中如实介绍艾培的婚姻生活，第一次結婚因志不同而早年分手，但依然保持友谊。第二任夫人邱茉莉是生死患难与共的战友，結为伉俪，多年相濡以沫，但1984年她不幸被病魔夺走。艾培对她依然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但艾培晚年的勤奋工作，需要有位贤内助，世事真有缘分，而杂志社内这位服务专家工作的同事小黄，也正失偶多年。在相识相知的基础上，两人有了感情，艾培终于主动提出请她成为自己的伴侣，于是发生了山西为媒的喜讯。艾培生前珍藏着老同事写下的祝贺：“山西为媒黄河为证山高水长心心相印”。而小黄很旷达，尊重艾培的感情，包括对前两任夫人的感情。这是很感人的襟怀与爱心。

　　二

　　本书的重点自然是聚焦在第四部分“为宋庆龄写传”。作者对人们关注的问题，如宋庆龄决定写传的动因是什么？又为何只委托他信任的艾培来写？两人对传记交换了什么原则意见？艾培如何用十年的艰辛才完成了传记等，作者以自己的亲历，並根据准确的信件逐一作了诠释与解答。本书首次对艾培撰写宋庆龄传记过程作了较全面真实的叙述。

　　宋庆龄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奋斗终身，留下丰碑，但她为人非常低调和谨慎，很少写下自己的生平経历。她是国际影响人物，倒有不少外国记者要报道她，或专访，或在孙中山传记中，写有孙夫人。到晚年则有不少外国记者作家提出要为她作传，但都被她拒绝了。

　　在媒体或出版物中，不时出现不尊重史实，甚至歪曲攻击和诬蔑。书中较详细披露“希夫林事件”，引起宋庆龄的烦恼甚至愤怒。安德烈.希夫林1935年出生在法国，1962年到美国紐约，子承出版商的父业，创办新新出版社。他撰写的孙中山史书中，对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描述是歪曲不实的。宋庆龄得知后拟写信反驳其谬论，並要求其更正。宋庆龄征求艾培意见，他认为此事由宋直接出面不妥，就由艾培去信交涉，最后得以妥善解决，对方承认错误，并予更正。这件事，也提醒了“宋庆龄下决心主动出击，亲自安排为自己写传事宜，正面阐述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夕阳中的宋庆龄终于有了写传意向，当然极为重要的是要选择她所信赖的朋友来执笔。

　　她在1975年5月給艾培去信，正式提出请他为自己作传：“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1980年9月17日，宋又給艾培发信：“无论如何，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因为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艾培读后“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于9月20日回信表示：“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我会把我的能力和精力都无保留地投入其中。”宋庆龄当月25日高兴地回信表示感谢，她说：“我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多么骄傲和高兴，因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同意为我写传记了。”她表示完全同意艾培草拟的写作方案，还说“我隨时都准备解答你想问的任何问题。”(136页)

　　为何她只选择了艾培呢？作者在书中有一节“我最信任的人”，对此作了真实的回答。这是基于两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共同奋战了近半个世纪，而加深的相互的了解和信任的情谊。1938年，23岁的艾培在广州民众抗日游行中首次相识孙中山夫人。这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关头，他应宋庆龄邀请参加其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他们的合作延续到四十代的重庆。1945年艾培到美国写作，依然支持宋庆龄的进步事业。1951年他受宋庆龄邀请回国参加创办《中国建设》。在为新中国而奋斗中，更密切了两人的合作与友谊。宋庆龄不仅对艾培热爱中国和忠诚于革命的信念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对这位记者文风十分赞赏。她晚年身体不支，时间紧迫时，常拜托这朋友相助找资料，修攺文稿或代拟初稿，两人写作的合作很默契、顺畅。正如本书所言：“宋庆龄对艾培的文笔、写作风格以及对事物的分析、描述和把握分寸的能力十分了解，完全放心。她很明白，艾培完全熟悉和了解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路与把握的尺度。”(141页)这也是宋信任艾培能完成传记的重要原因。

　　作者在书中“宋庆龄的意见”一节，引用艾培1980年9月20日给宋的长信中，

　　提出拟写传记的设想建议。此信之所以重要，表达了艾培对承诺写传记的指导思想、原则。他认为传记是第一人称口述，还是第三人称撰写，最重要的是“因为书的内容主要来自你，可以说你是书中绝大多数情况的唯一的知情人。你的一生与本世紀在中国和世界上所发生的那么多的事件及其进程都有联系，只有你才能提供这些情况并加以说明。你的个人経历和思想更能幇助人们通过现实来印证历史，并通过正确认识历史来指导今天的现实。”(书信349页)

　　艾培认为：自传总的架构是“生活与时代”。“生活方面，你是资料的来源；时代方面涉及面很广，而你的回忆应该是其中的重点。为此，我们之间需要用大量的时间来交谈。”艾培对承担的任务充满阳光般的信心：“我认为，现在已有了坚实的基础，这道阳光将照耀在你的身上，照耀在你直接参与的那些事件上，也会照耀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地更加广阔的全影上，这将是最大的最具有深这意义的价值。它将会激励年轻一代，这才是最重要的。”(书信350页)

　　本书作者认为：“艾培所作的传记的视角是宏观的，有侧重的。他的重点，写出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从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出发，选择从孙中山讲起，从孙中山讲到孙中山夫人、又是战友，是孙中山思想的忠实捍卫者，强调宋庆龄在中国革命和世界大历史事件的关头的重大作和贡献，在不同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中默默无闻、低调但是坚定、勇敢，作出了伟大贡献。”(151页)

　　为了写出宋庆龄真实的一生，艾培准确地把握一个特殊的背景--国际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来描绘出宋庆龄和她时代的图象。“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結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礎。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宋传中文版序言)

　　三

　　为了实现宋庆龄的嘱托，艾培付出了艰辛的十年。这点他的夫人，是全过程的助手和见证人。“我见证了艾培撰写传记的艰苦过程，与他一同経历并分享了其中酸甜苦辣。”艾培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查找搜集中外有关史料，甚至到各地探访有关友人和史迹，夯实写传记的基础。包括重新整理他保存的200多封宋庆龄的信件，则是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作者在新书中有两节给人很深的印象。“从通读年谱开始”一节，回忆艾培首先决定以宋庆龄年谱作为基本綫索。这是80年初社科院尚明轩等人編的第一本年谱，但是要通读30万字中文书，以艾培的中文水平是很难办到，这只好由夫人为其细读並重点讲解，以便他作摘记打字或录入电脑参考。为此两人合作花了不少时间，但却为写传记打好基础。

　　又如“人脑斗不过电脑”一节，艾培原来写作都是靠打字机，而他又习惯边写边改，这样进度较慢。1984年他刚看到有位美国朋友使用电脑处理文稿，非常兴奋。于是経杂志社打报告申请从香港购买一台第一代苹果电脑。艾培立即学习使用电脑，希望用新式武器加写作速度。但是起初使用很不顺利，电脑常出故障，有时写了好半天文字，还没存盘，就消失了。急得他无可奈何，两手一摊，耸耸肩说：“哎，我要上吊了！”当然经过一段学习，他逐步学会使用，才大大加快了写作进度。以后出访外地，他也要夫人隨身带上这新式武器，抓紧时间继续电脑笔耕。

　　在写作开始不久，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宋庆龄病重，原先两人相约几次长谈的机会，随之消失了。一些尚待访问解决的问题，也无法弄清了。这些无疑給传记留下一大缺憾。

　　1981年暮春，沉痛送别宋庆龄之后，艾培决心加快写作进程。最后，在1989年为了集中精力于写作，他只好“闭门”，出走到宋庆龄故居，静心尽力于传记写作。“到故居写传的初衷是为了躲避干扰，沒想到在故居的氛围里，竟激发了他的写作灵感…他感觉这里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一进入这个环境，他会很兴奋，许多记忆一下子会非常清晰，往事有时像泉水一样涌出。在故居写作的日子，是效率极高的时期，也是他一直很怀念的时期。”(163页)

　　1992年底，宋庆龄传记终于出版。反应热烈，好评如潮。被社会认为宋庆龄最权威的传记。页正如人民出版社原总編张惠卿说的“…这就是呕心沥血！爱泼斯坦这部书不是用手写的，而是用心血浇注的！他为这位20世紀的伟大女性树立了一个永久的丰碑。”

　　传记出版时，沈苏儒参加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后他最早写了书评《伟大的女性真实的记录》，认为这本传记无疑是对宋庆龄的最好的紀念。“艾培为了不辜负宋庆龄的重托，在她1981年谢世之后，在本职工作和社会活动都极度繁忙的情况下，以七旬高龄，始终孜孜不倦地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发奋工作。”他认为这本传记的特色有四：其一，取材深广、考订严细、确保真实和实事求是。在中文版后所附的引用和参考书目中共列有138种，其中外文书88种。其二，对宋庆龄一生的时空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作了较为详尽但并非繁琐的叙述，以达到“增进对她、对她同时代、对她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和理解”的目的。其三，对宋庆龄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女性，她的情感、爱好、生活、幽默，作了充分的、详尽的描述。其四、通俗性，写作上非常活泼、流畅。(如太长，沈的这段可略)

　　艾培自己对传记仍感到有不足与缺憾，因为关于宋庆龄的史实，还“存在着一些空白点”，原先两人相约几次长谈的机会，随着宋庆龄的重病且走得匆急而消失了。一些尚待访问解决的问题，也无法弄清了。，而且“关于她的官方档案或家庭(宋氏在海外的姊妹兄弟的家庭)收藏的史料，我都未能见到”，加上第一次尝试写作传记。所以他说：“希望本书能有助于更多更好地介绍宋庆龄的著作的出现修筑道路--这样的著作是一定会出现的”。

（供稿 故居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