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农:爱泼斯坦与斯诺的友谊

2015-04-20 15:20

        作者:日农

  爱泼斯坦这位中外名的记者、作家,在回首自已迈过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总会深情地忆过两个历史人物对他一生产生的深刻影响,除了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外,就是国际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曾这样怀念斯诺的,他说:斯诺使我与爱国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联系,是他使我与史沫特莱那样的外国进步人士结识,是他使我了解到正在发展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是他介绍我阅读毛泽东、宋庆龄和鲁迅的一些文章。没有斯诺,我就不会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去,如果没有他,我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爱泼斯坦的人生选择了由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毕生致力于支持并参加中国革命事业的道路,当然有诸多因素,如具有进步思想的父母家庭影响、生活在中国现实的教育、结识宋庆龄等伟人等等。但是在他刚刚开始新闻生涯,最早结识并影响他的则是斯诺,与这位比他大十岁的美国记者,忘年之交的友情,保持了40多年之久。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他们虽不能长期共事一处,但始终密切联系,互相帮助,默契合作,激扬文字,握笔传播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增进中美人民的友谊,作出各自的积极奉献。

  

  爱泼斯坦于1915年4月20日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毋是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沙皇反动统治,而被关狱中或流放过。他两岁时,父母就带他由波兰先漂泊日本,后到中国哈尔滨,最后迁居天津。他在租界英美人办的学校上学。

  他十五岁就在当地踏进英文京津泰晤士报的大门,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不久报社编辑部要爱泼斯坦写书评文章,评价斯诺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这是他最早涉及中国的文稿。斯诺在新书中,真实地记叙了他近期在远东,尤其在中国目睹日军的入侵,及人民奋起的抗击。爱泼斯坦为该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所感动。他为此专门跑到北平去拜访斯诺。他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来到北平西郊海淀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宁静的中国庭院里,访问时任北大新闻教授的斯诺。尽管有许多朋友来找斯诺,但这位教授还是抽出时间接待这位从天津专程来访的小记者。斯诺的真诚热情很快驱散了他的拘谨,对时局的精僻见解,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初次见面,不仅解决了文稿的具体问题,也开始了两人的友谊。

  此后,随着中国时局的发展,这位年轻的记者将新闻目光,转向中国现实。如他回忆所述:“我自已的兴趣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他在自由撰稿时,曾给纽约出版的民族刊物,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红军长征的报道。他当时并没有直接的消息来源,只是从国民党报刊上报道红军不断被歼灭中,透露出红军实际在继续北上。但这篇报道却捅了一个小小的马蜂窝,上海的一家英文刊物对其发起攻击。这事引起斯诺的注意,因为他了解红军在长征。

  他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为这篇报道及作者辩解。他在1935年4月1日写给民族等刊物的信中指出:在华北正在搜捕一个坏蛋。其实我偶然碰到过这个年轻人…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精明的新闻记者,他的责任心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印象是,他的报道是在中国当今的混乱局面中所可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斯诺在信中对这位年轻记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但这事爱泼斯坦当时并不知晓,斯诺多年也没向他谈及此事。直到斯诺逝世后,传记作者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档案馆内才发现这信件的复写本。可见斯诺早期就很赏识爱泼斯坦出众的才华。

  

  1935年冬天,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斯诺深深卷入这埸运动,爱泼斯坦受其影响,也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当时有一批学生南下请愿经过天津。斯诺想起在天津的这位年轻记者,就设法告诉他,请为这些南下学生在天津安排住宿。爱泼斯坦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嘱托,他也从朝气勃勃的学生身上受到感染,看到中国未耒的希望。

  1936年夏天,斯诺在宋庆龄及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秘密进入陕北根据地,实地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及许多军民。斯诺的非凡之旅,写出了震惊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年10月,爱泼斯坦到北京拜访斯诺时,有幸作为少数几个读者最早读到这本巨著的初稿及珍贵的历史照片。斯诺第一次真实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业绩,使爱泼斯坦大开眼界,震惊不已。他回忆说:当时,书中令人吃惊的生动叙述和使人信服的事实,向我展现了一个新世界,就像这本书后来给许多人带来的影响一样。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时,爱泼斯坦又是在斯诺家中阅读到亲眼目睹这一事件的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詹姆斯.贝特兰等人从西安的来信,这些见证人的叙述,使他很快了解到这事件的真相和意义。

  斯诺为支持中国的进步事业,1937年上半年在北平创办《民主》刊物。这份英文的进步刊物,以中国学生、知识分子及在华的外国友好人士为主要对象。斯诺为此团结了一批中外积极分子。爱泼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当时在北平应斯诺的邀请,为《民主》刊物义务撰稿,并成为编委会最年轻的编委。他不仅写稿,还负责在天津推广这刊物。《民主》刊物的出版很快受到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欢迎。这本刊物也成了爱泼斯坦与斯诺友谊的纽带,构成他们之间联系、合作最密切的阶段。尽管时间不太长,这年七月日本占领了北平,《民主》刊物随即放扼杀了,但这段经历却对爱泼斯坦的新闻生涯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据他后来回忆说:民主刊物虽然是外国人办的,却使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中国左派的机会。其实也使他与在华的外国进步记者的联系更密切了。除了史沫特莱,还有新西兰作者与记者贝特兰、路易.艾黎等。这段活动,他的写作改用真名,他说:“我是通过民主刊物开始在政治上脱离隐蔽状态的。更重要是这段在北平的居留使我开始了一生中一次关键性的转变,现在我转而写作以中国为主题的东西,供更广大的读者群阅读,包括海外读者和中国读者。”

  几乎同时在上海,两位美国共产党员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在宋庆龄支持下创办起另一本英文进步刊物-《中国呼声》。爱泼斯坦也应邀为该刊撰稿。通过这两个刊物发表的文章及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宋庆龄开始注意并了解这位富有正义感的年轻记者。致使一年后在广州,首次相逢时,宋庆龄即决定邀请爱泼斯坦参加自己刚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由其担任国际宣传工作。

  

  这期间发生过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那是1937年的7月底,日本占领了天津。但天津的外国租界成了主要避难所。起初,斯诺夫妇介绍几个学生找爱泼斯坦帮忙寻找住处。

  不久斯诺本人和贝特兰乘火车从日本占领的北平到天津。此行斯诺护送两位年纪较大的妇女和一位男士。斯诺到天津找爱泼斯坦说他带了三位朋友来。他们都是想离开日占区的爱国者。为了不被日本宪兵扣捕,他们就乔装打扮成外国人的雇员和随从仆人,由他和贝特兰带到天津。现在请爱泼斯坦为他们三人安排住处,并尽快购买外轮船票,逃离天津,去上海或其他尚未沦陷的港口。出于安全考虑,斯诺当时保密,没有讲明这三人的真实身份。爱泼斯坦很相信斯诺,不便多问,立即设法办妥这事。他把胖胖的男士安顿到美国公民的岳父母家中,当时老人刚好已回美国度假。他将两位妇女带到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孚中饭店投宿。然后想到利用父亲的业务-为出口货物办理保险,买了英国货轮的船票。他当时无国籍,又公开了反日的立场,为了安全也想尽快离开天津,所以自已也买了票,同时陪他们从天津港口上了外舱。原定驶向上海,但不久,船上无线电就收到上海为日本人所占领的坏消息,船要改航去香港。他们一商量就近在烟台下船,好经铁路转去西安和延安。爱泼斯坦送走三位朋友后自已从青岛下船转去南京。

  这件事尘封了好多年,后来在斯诺的著作中才透露了这个秘密。其中两位妇女,一位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一位是张晓梅,她是邓小平第一位夫人的妹妹。另一位胖男士是王世英,是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当时邓颖超参加红军长征,途中得肺结核病。后来秘密到北京求医治病。斯诺到陕北采访时见过她。但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为了脱离危险,邓颖超乔装成时髦服饰的妇女去找斯诺。斯诺好不容易才识别出这位杰出的女红军,并答应立即设法陪她去天津。爱泼斯坦多年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段历史。

  

  日本扩大侵华,中国时局进入战乱。在那抗战时期,斯诺与爱泼斯坦已不可能常在一起合作,各自奔忙中外各地,但共同的信念,对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支持与报道,又使他们的友谊得以延续不断。

  在斯诺眼中,爱泼斯坦这位年轻的记者,从小在中国长大,又活跃在华的新闻界,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有事总想找他帮忙,他也乐于相助。1937年底,南京失守后,爱泼斯坦也转移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武汉。他刚到不久,就有一位瘦高个的美国朋友来找他。这是美国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他带了一封斯诺的介绍信,信中大意是卡尔森是位亲华反日的军官,想亲自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情况。可否带他到八路军的武汉办事处联系。斯诺同时还有封给八路军的介绍信。爱泼斯坦看到斯诺的信后,立即答应,带这位朋友去办事处找了叶剑英与董必武。结果办事处也很快与延安联络,安排与接待卡尔森去敌后游击区根据地访问。此行很成功,卡尔森亲眼目睹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日的真实情况,深为感动。回来后不仅直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报告;同时在武汉公开的集会上介绍自己的见闻。以后他还协助史沫特莱以药品支援八路军;支持斯诺开展工合活动,支持民众抗日。

  1938年,爱泼斯坦应邀到香港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期间他也关心支持斯诺与路易.艾黎的工合活动。1939年爱泼斯坦完成了第一本书-《人民之战》。这本书讲述了他在中国所见到抗战头两年的真实情况,由伦敦的维克多.高兰茨出版社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是该社出版的。斯诺很高兴看到爱泼斯坦出版的这本书,并予以称赞,认为“是一本极好的战争新闻,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在抗战头四年,他有两次与斯诺匆匆相见,一次在武汉,一次在香港。1942年斯诺再访中国时,在重庆见到爱泼斯坦,由其协助联络八路军办事处.

  

  四十年代中期斯诺与爱泼斯坦先后去了美国,但他们都仍然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抗战胜利后,美国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曾建立民间团体-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爱泼斯坦与夫人邱茉莉于1945年到美国后,不顾麦卡锡反共势力的压迫,积极参与这委员会的进步活动。爱泼斯坦与斯诺及其他一些新闻界进步人士都成为这个委员会的顾问。在新中国诞生前后,他们又致力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1947年爱泼斯坦在美国完成了他另一本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他在这本书中阐述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和战后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分析中国历史后指出,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完成。当斯诺看到这本书后,又热情去信给予好评:“这是一个很好的成果,既是明快流畅的散文,又是十分精彩的报道,而且也是聪明才智的结晶。…你把旅行和历史,把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真是处理得好极了。”斯诺最后还说:“艾培(爱泼斯坦昵称),继续这样好好干下去吧。不久以后,我还要和你们一起合作呢。现在我相信,只有美国人民迅速觉醒起来,把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上没有充分实行民主的情况加以纠正,才能避免另一场灾祸…”这正是他们共同的企盼。

  

  新中国诞生不久,1951年应宋庆龄的邀请爱泼斯坦及夫人邱茉莉返回中国,参加创办新中国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杂志。而斯诺当时已移居瑞士。

  两位朋友虽然遥隔万里,但友谊常青,不时保持书信来往。其中不缺坦诚相见地交谈。如1963年6月17日,爱泼斯坦去信指出斯诺出版的新书-《大河彼岸》中地图有差错。不久,斯诺回信感谢,你给我举出来的差错,对我帮助很大。在新版中予以改正。斯诺于1960年、1964年及1970年先后访问中国。期间1961年,爱泼斯坦随中国新闻记者团去瑞士看望过斯诺。1964年斯诺访华时,两人在北京香山喜相聚。而斯诺于1970年重访中国时,则不知爱泼斯坦的下落。当时文革动乱中,爱泼斯坦被无辜关押在狱中。据说当时斯诺和夫人洛易斯在毛泽东接见时,曾私下提出听说爱泼斯坦及夫人被关在狱中,不知是何原因。但毛泽东说不知道此事,要查问一下。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这说明斯诺在他遭难时仍在关心他,这不能不使爱泼斯坦深为感动。

  1972年初当爱泼斯坦被平反释放时,才知道斯诺已于2月15日不幸病故了,这事使他悲痛不已。

  1973年中国按照斯诺生前的意愿,要将他的部分骨灰安放在他生前执教的北京大学美丽的未名湖畔。这天举行葬礼时,爱泼斯坦怀着敬仰和悲痛的心情赶去参加。那天邓颖超也出席这小集会,她在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时,不禁想起45年前天津脱险的往事。她特意走到爱泼斯坦跟前,感谢他当时冒险协助斯诺在危难之中,帮助她脱离日本侵略者的虎口。当时爱泼斯坦刚出狱,见到邓大姐尤为激动,而且往事也使他更加怀念自己在新闻生涯中最难忘的良师益友-斯诺。

  后来在1992年2月,爱泼斯坦为纪念斯诺逝世20周年,撰写专文深情怀念这位挚友,在回顾斯诺毕生支持中国正义事业时,高度称赞他的长征精神-他的步伐是跟随着中国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一同前进。斯诺的长征,还包含着他为争取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爱泼斯坦晚年完成的回忆录-《见证中国》一书中又数次忆及他与斯诺的难忘情谊,再次高度评价斯诺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的历史贡献-“促使美国和新中国和好是他一贯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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