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戊荪（中国译协顾问、原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

爱泼斯坦十六岁（193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到八十九岁（2004年）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写作生涯长达七十余载。他担任过记者、战地记者、编辑、改稿员、总编辑，也曾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从事过各类社会工作。所以，可以说，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当然最主要的贡献，还是他在对外介绍中国方面的成就。爱泼斯坦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专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中国实际上是【我】写作的唯一主题。”我认为，他的八本著作* 是对外写作的典范，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学习、认真继承。这篇论文，就是从上列各书中选择主要的四本，加以研究和分析，探索爱泼斯坦写作的特点和风格。

关于他写作态度严肃认真的特点，已经有不少同志指出过(如，作者为了撰写《西藏的转变》，共花费了二十三年。为了撰写《宋庆龄传》和《见证中国》, 用了生前最后二十年的宝贵时间, 即使重病缠身, 仍然笔耕不缀), 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一), 首先，让我们寻探《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在美国出版，下面简称《未完成》）一书的特点。这是作者早期著作之一**。 此书在欧美左派读者中赢得好评，从而在西方为爱泼斯坦确立了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

《未完成》向世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进程。该书的三、四、五部分回顾了作者在中国各地所耳闻目睹的情况，阐明了这两次战争的轨迹和彼此的关系。 它以大量的事实显示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相，说明抗战期间国民党由于专制、腐败、贪婪而彻底失去了民心，而共产党由于积极抗战和与人民同甘共苦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权进一步蜕化，坚持打内战, 使自己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众矢之的，加上战略错误、经济崩溃，最后在大陆彻底垮台，逃往台湾。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第一部分，论述的不是中国，而是整个亚洲的形势。作者写道，“这本书谈的是中国的情况，但所涉及的问题却是整个亚洲共同的问题。”作者不仅提到了亚洲人民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历史，而且分析了印度(英属）、菲律宾（美属）等国家独立斗争的经验。他提出并答复了以下两个问题：1， 亚洲为什么落后于英美等西方国家？2，亚洲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后，能否推翻本国反动派的统治并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此外，他还特别回顾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经验和意义。这样，就不仅突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胜利的国际意义，展示了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乃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而且也使国外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更容易理解作者所涉及的主题。

该书的第二部分题为“中国历史的教训”，讲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反对列强入侵和争取解放斗争的全过程. 这一简短的历史回顾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它们之间的争斗，比较全面地为读者提供了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背景知识，帮助他们认识二战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真正意图，看到美国政府所执行的对华政策如何完全违背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这对美国读者非常必要，因为美国官方一直在千方百计美化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使美国人以为他们的政府正在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奋斗呢！另外，如果我们了解到当时爱泼斯坦本人，作为一个无国籍的人士，在美国进步团体“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Policy in the Far East) 工作，面临麦卡锡主义对他的迫害，处境艰难, 就可以理解他为撰写这部书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了。

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写作的三个主要特点。一，他充分利用采访到的第一手材料，把人物和事件融为一体，使自己的报道有声有色，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二，他的报道不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总是为读者提供历史背景，从而深化自己的观察和结论，使他的作品因而具有历史感。三，他从不孤立地看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而总是把他所报道的事件放在国际的大背景下加以剖析，必要时还要把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些事件与其他国家的事件加以比较, 进而说明其国际意义。可以说，这是他所具备的一种特殊的国际视野。

(二), 1956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本身就是一本历史书籍，理所当然具有前面所提出的第二个特点，即历史感，所以无需印证。这里，我想就其第三个特点，即国际视野，进一步加以阐述。众所周知，从1840年到1949年这段百年史，是中国人民受尽欺压、盘剥、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经受多次失败、付出巨大代价最后取得胜利的历史。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是国内的反动派，还有站在他们背后的国际帝国主义, 所以这段历史，也是世界史的重要部分。 这期间在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大部分都与外国在华势力的活动密切相关。《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一书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着力介绍了列强在近代中国史中所起过的不光彩作用，而且大量地引用了国外有关的权威材料，特别是利用一些当事人现身说法，说明历史真相。这些年代久远的文件、书籍和报道，大多不为一般人所知晓，它们正像被埋葬的宝藏，需要有心人去寻探和挖掘。在此，我们不妨将此书与我国著名理论家、历史学家胡绳所著作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前者出版于1956年，后者出版于1981年，前者写到解放，后者写到五四运动。相比之下，后者所引用的资料更为详尽，特别是国内的资料，而前者则更多地引用国外的资料。前者的这一特点，对国外的一般读者当然会更为亲切，更具有说服力。下面，试举例说明。

关于太平天国，胡著用了四章上百页的篇幅加以介绍，爱著只用了一章二十六页的篇幅。胡绳对太平天国的兴起、领导人物和政策演变的叙述和分析要详尽得多，引用的国内的材料也更为全面，可谓旁证博引了, 但爱泼斯坦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国际材料。如，二者同样分析了西方政府对太平天国的态度，说明尽管太平天国信奉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变种，但西方政府对它始终持保留态度，它们曾力图影响和控制太平天国的领导，但当发现这些人不为其所用时，便公开参与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两者的不同在于，爱泼斯坦长篇地引用了一位英国人林德利（Augustus Lindley）所著的《太平天国亲历记》（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详细地转述了此人对太平天国第一手的观察，其中有新政权对贫苦百姓和妇女的关心，包括分配土地以及废除缠足、卖淫、买卖婚姻等等。林德利还提供具体数字说明太平天国建立后，它所管辖地区的生产和贸易由于采取了进步措施都有所上升。爱泼斯坦指出，林德利等英法下层军人中不少成员与西方政府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们有些人, 甚至志愿参加了太平天国军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军中有些印度人在前线起义并投向太平天国军队。作者由此得出结论, 帝国主义“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惯用伎俩反而使许多亚洲人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应该联手反对外国压迫者。”（《鸦片战争到解放》，第50页）作者还引用了一位美籍传教士的评论; 他说, 清庭只关心如何购买西方的武器，而太平天国对西方那些有利于人民的作法颇感兴趣，如他发现城里张贴公报，要求人们去种牛痘。爱泼斯坦使用的西方有关太平天国的引语还有很多，不少颇有历史价值，因篇幅有限，这里不一一列举。

又如民国初期袁世凯称帝一事，两位作者都提到美国有些学者曾出面为其鼓噪。如袁世凯的美籍宪法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Prof. Goodnow）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民智卑下之国”实行民主共和是有害的；他公开宣称，中国固然需要立宪政治，但“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利，以共和制行之较难也。”（胡著第933页，爱著第129页）美国教授豪安贝克（Stanley Hornbeck）是”古论”的支持者，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的重要成员。他认为，“中国人民总体上的政治理想是君主制.”(爱著，第129页)。爱泼斯坦在脚注中特别指出，豪安贝克30年代支持蒋介石，50年代支持蒋在台湾的统治和李承晚在南朝鲜的法西斯统治，这些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爱泼斯坦在此书中还提到许多鲜为人知或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中国近代受屈辱的史实。 如，英国1841年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进口鸦片，一直持续到1917年还是“合法”的。 这种不平等状况持续了76年。西方国家迫使中国降低进口关税，最高不得超过5%的限额。这一规定持续了87年，到1928年才结束。又如，直到1942年，外国租界在中国才被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 即中国法律对外国人无效的这一不平等条款，直到1949年才得到废除。.

现在，每当我们提到这段血泪史时，经常会听到西方和日本某些“学者”和报人给予如下的回应，说什么中国人“喜欢算老帐”，“民族主义情绪浓厚”，敌视西方和日本。其实，这些谬论是不值一驳的。尊重历史, 以史为鉴，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无可指责。难道美国人每年纪念独立日，庆祝他们反英斗争（像波士顿茶会Boston Tea Party）的胜利，日本人每年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也是民族主义吗？世界各地纪念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是算老帐吗？为什么这些事件都可以纪念，唯独中国人连提到鸦片战争、南京大屠杀等史实都不行, 更不用说纪念了呢？请问，公理何在？

(三), 前面所提到的三个特点在《西藏的转变》一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此书的英文原名为Tibet Transformed, 至今还没有中文版, 我认为译为“西藏巨变”更为恰当，故下面简称《巨变》)。为了撰写这本书，作者曾于1955年、1965年、1976年三次前往西藏采访，到1983年出版，前后达28年之久。这期间作者采访了六七百位对象，阅读了半个世纪国内外各种文字的有关书籍。

因此，书中提出的观点和提供的事实，都是有根有据的(所有的引语都在书内注释标明，供读者查阅)。应该指出的是，该书原计划于60年代出版，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国的外文出版出现混乱，作者本人也身陷囹圄，计划无法实现。爱泼斯坦于1973年出狱后，尽管身体已大不如前，仍然第三次奔赴高原，以便掌握最新的第一手材料，终于完成了这部550余页的巨著。1985年，作者又不顾七十高龄，再次前往西藏采访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并为此写了长篇报道。作者在他所有关于西藏的报道中，都会着力介绍各方面的人士，从昔日的奴隶、牧民到旧社会的上层僧侣、贵族官员，从藏族干部到技术人员，由他们讲述在民主改革前后以及在全国改革开放后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以及他们的亲身感受。这些来自现场的第一手材料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但，我认为，此书的另一特点，也是其最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关于所谓“西藏问题”历史背景的剖析。

作者在第一章中开宗明义表明，西藏自元代开始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归属所以成为“问题”，其实与“独立”无关，醉翁之意不在酒, 实现殖民扩张才是所谓西藏独立的倡导者的真正目的。“西藏独立”之说，有各种版本，始作俑者是大英帝国的官员和政客。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一方面以印度为基地，采取政治、经济、外交、乃至军事等手段，步步为营，入侵西藏，并在当地培植亲英势力。另方面，为了混淆视听，它想方设法制造中国在西藏只有所谓“宗主权”的神话。另外，它还为自己侵略西藏找到一个借口，即所谓为了保卫印度，英国必须采取行动来对付沙皇俄国的争夺。十九世纪，英俄两家在亚洲的较量确实十分激烈，涉及伊朗、阿富汗等国家，即所谓“Big Game in Asia”, 这是个双关语, 可以译为亚洲的“大游戏” 或“大猎物”。面对日益衰败的清政府以及之后的袁世凯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英国曾先后得手（如，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Simla Conference】，制造出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为以后的中印两国之间埋下了边界纠纷等不和的种子），由此也引发了西藏上层内部极其错综复杂和愈演愈烈的争斗。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觊觎西藏，对新中国实行冷战，妄图阻止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和破坏其实施，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山地训练“藏族武装”。叛乱失败后, 进而公开支持达赖推出“西藏一贯是独立国家”这一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神话。

再者，西藏原本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其落后和残酷程度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达赖及其国际支持者却一口咬定，西藏曾是个人间“世外桃源”（Shangri La）。作为”藏独”理论支柱的这两大谬论，均被爱泼斯坦用现场采访到的第一手材料和收集到的十九和二十世纪以来英美等官方声明以及各国学者和僧侣所撰写的鲜为人知的客观叙述所驳倒。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列举几处代表性的材料，加以说明。

1，1903年1月，英国驻印总督寇松（Curzon）公然宣布，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是“宪法的虚构”。当时曾任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Hanmilton)即反驳说，必须“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个省。”前英国驻孟买总督李诶勋爵（Lord Reay）则认为，寇松的言论“在政治上十分不妥，因为我国政府一直承认建立在法律、历史和传统基础上的”中国在西藏的地位。然而，之后英国政府的行动却完全违反了自己原来的立场。而为寇松所支持的荣赫鹏（Younghusband ) 则豪不避嫌地声称，在西藏 “绝不要放过任何机会。一个边界官员应象老鹰一样抓住它，失去这一良机意味着政府要花费多少年的努力才能补偿。”（“Opportunity should never be lost . A frontier agent should be as alert as a hawk to snatch it… Failure to seize it may mean years of ponderous effort for the Government.”）***1903年，他果然“不失时机地”公然领导一支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兵临拉萨城下，强迫对方签订关于西藏的第一条不平等条约。

2，寇松发表声明后第二年，美国国务院即授权美驻英大使乔特（Joseph Choate）提醒英国政府，后者“曾于1879、1886、1890年三次同中国政府讨论有关西藏问题，从而确认中国的主权。” 该大使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中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二战后，大英帝国摇摇欲坠，英国被迫放弃在远东的主导权，美国取而代之，开始染指西藏。以上事实足以说明，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立场的变化，不是出于对西藏主权或人权的关心，而是源于强权政治和对中国的敌视。

3，对于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日本僧人河口慧海(Ekai Kawaguchi）在1909年撰写的《西藏三年》中，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介，爱泼斯坦因此在书中多次加以引用。 如， 河口曾写道，“这一政权利用神圣的宗教来迫害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同时又以宗教来掩盖

它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西藏人]痛恨英国，因为英国总是压迫西藏。”“现在，拉萨统治阶层中确实有亲英和亲俄分子，其实这些贪婪的西藏官员不过是对最高出价者表示友善罢了。”(“The holy religion is often its justification when it persecutes persons obnoxious to it, and when it has committed any wrong it seeks refuge under the same holy name.” “England is singled out as an object of abhorrence—she tried to coerce Tibet.” There were pro-British as well as pro-Russian persons in Lhasa’s ruling circles, it was simply “because these greedy Tibetan officials offer their friendship to the highest bidder.”)

爱泼斯坦在书中用很大的篇幅，浓笔重彩地描绘了他于1955年所目睹的西藏农奴生活的惨状，以及1965年自己所看到的民主改革后这些人所经历的巨变。今昔对比，他再次引用前面那位日本僧人的观察，“至于那些哲蚌寺铁棒喇嘛在节日对老百姓的敲诈，他们的行为简直就像‘半路打劫’。他们靠行贿才得到这份美差，所以他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大捞一把，希望一本万利，可以终身富裕。”(Kawaguchi described the Great Prayer festival extortions by the iron-bar proctors of Drepbeng Lamasery as  “not much better than the villainies of brigands and highwaymen。”These iron-bar proctors, he pointed out, secured their one-year appointments through heavy bribes. Hence, they would “lose no time in … recovering the sum, with interest, their aim being to loot enough in their brief tenure to keep them in luxury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艾泼斯坦指出，西藏宗教历史虽然悠久，但很长一段时间，它并未出现政教合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从元到明到清，三个王朝都积极推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并为其巩固和发展负有责任。这也说明，尽管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央对西藏的统治有所削弱，但在这期间与这之前，西藏绝不像达赖和西方一些人士所宣传的那样曾是个独立国家。

安娜·斯特朗所撰写的英文《百万农奴站起来》是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手报道西藏巨变的名著，它的出版十分及时, 但由于写作时间的限制, 对西藏的历史背景的介绍和分析都无法与艾的《巨变》相比拟。90年代出版的中文学术著作《达赖传》，材料和分析皆为上乘，但其所掌握的国际方面的资料却远不如《巨变》。近年来，《中国西藏》刊物发表了许多批驳西方各类关于西藏的谬论和干涉西藏的文章，但还没有哪一篇的深度能赛过《巨变》一书的附录（“背景：历史所提供的事实，”第433－480页）。

《巨变》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国际视野。 如， 在介绍了改革后（1965年）西藏牧区人民生活和思想方面的巨大变化之后，作者笔锋一转，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40年代，他曾目睹该地那瓦侯人的惨状，因而由衷地发出感叹："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到帝国主义, 这些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美国的原著民，先是遭到屠杀, 然后是被隔离, 最后是被赶入保留地的死胡同。但在西藏，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的牧区少数民族――依靠中国各地的帮助，尽管这些地区比美国仍然落后得多――已经排除了社会进步的障碍，扭转了人口和牲畜的下降趋势, 开始踏上前进的道路。美国公共卫生署[于1964年]认定，美国印第安人的平均寿命为42岁, 而当年美国整个人口的平均寿命为62岁(白人的平均寿命更长), 印第安人婴儿平均死亡率为21%，美国人的婴儿平均死亡率为6％。 西藏的人均寿命迅速上升，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 正逐渐接近全国水平。 这一切均发生在境外大肆污蔑西藏出现了'种族灭绝'之时啊!" （“Capitalism from its beginning to its imperialist development, had brought first massacre, then confinement and finally a blind alley to these original Americans—in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y. Yet in Tibet the earliest step toward socialism—with the aid of the rest of China, in all parts still infinitely poorer than the U.S.—had already removed the social obstacles and disabilities of a pastoral minority, brought growth in place of diminution to their population and their herds and put them on the road forward…the [US]Public Health Service counted [in 1964] US Indian life-expectancy as 42 years, compared to 62 for the U.S. population as a whole ( higher for whites alone) and infant mortality made up 21 per cent of Indian deaths, as compared with six per cent for all Americans. In Tibet, life expectancy was rapidly rising and infant morality declining to approach the countrywide level. This was at a time of external slanders about ‘genocide’ in Tibet!”） 同时，作者还提到他所了解的内蒙牧区的情况（见该书第319－320 页）。应该说，用这一国际视角来观察西藏发生的变化，特别是用中美两个国家中少数民族的不同遭遇的对比手法来说明“西藏问题”的实质，这是其他国内外作品所没有的。

(四),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Woman in World History—Soong  Ching Ling）(以下简称宋传)是爱泼斯坦晚年的巨著。宋庆龄战斗的一生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她是孙中山的夫人、战友和事业继承人，她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密切合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她在国外和美国、日本、前苏联等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有过多种多样的联系，她对我国的外宣工作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和跨越了几个时代的人物写传，其难度可想而知。爱泼斯坦的切入点，可以从他给此书所确定的英文名称得到反映。Woman in World History—译成中文应为“女中豪杰－一位世界历史长廊中的人物”，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宋庆龄是个全球性的历史人物，要把她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来审视、来描述。因为只有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真正认识并恰当估价宋庆龄的历史作用，才能从她的一生中得到深刻启迪。这一人物定位使此书大大高于国内其他的一些宋庆龄传记。

我认为, 作者的这一提法有两重意义。一是宋庆龄所从事的事业, 也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是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 宋庆龄与国际各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 她曾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外国仁人志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同时也促进了国际进步事业的发展。 这是《宋传》 带给读者的国际主义启示, 也反映了前面所提爱泼斯坦写作的一条主线—国际视野。

《宋传》 展示了主人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 从一位爱国者、民主主义革命者, 追随孙中山走上政治舞台, 到一位国民党左派, 经过曲折和严酷斗争的考验, 最后成为一位共产主义者。作者通过许多令人难忘的细节, 广州时代血与火的洗礼, 孙先生的离去, 同志们的牺牲, 大革命的暂时失败, 最重要的是在那漫长的苦难年代(1925—1949) 她所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 使我们从内心中产生了对这位坚定、睿智的伟大女性的敬意。

爱泼斯坦在传记中不仅提到他本人同宋庆龄交往、共事的印象以及彼此通信的内容, 还大量引用了不同时期她同有过密切交往的国内外的友人的通信。宋的信件表达了她对各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从而折射出她本人的内心活动、思想和性格, 使我们看到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同时, 我们也看到宋庆龄不仅是个政治人物, 她毕生关爱妇女、儿童, 同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关心世界和平。所有这些都增强了传记的真实感和我们对宋庆龄的全面理解。

宋庆龄晚年曾多次对爱泼斯坦表示希望他为自己写传记, 我们是否可以下这样的断语: 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仅是因为他们曾多年共事（具体说，长达四十余年）, 而且是因为宋认为爱泼斯坦在政治上是可以信赖的, 他具有国际视野, 能够如实地反映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应该特别指出, 作者对完成这项写作任务的严肃态度还表现在他对材料的收集和使用都十分严格。如他在《宋传》序言中写到，“读者将会发现，在本书中，凡是宋庆龄的直接引语，没有一句不是出于她自己的口或笔的。如果是推测或解释――有时有必要这样做――那么就说明是推测或解释。我认为传记与历史小说之间应该有明确的区别。。。。【后者】允许有想象出来的谈话和情节，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些次要人物，只要他们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就传记而言。。。这样的作法是不容许的。”（不幸的是，现在市场上确有不少传记违背这一原则，它们大量地使用想象出来的情节和谈话，而且喜欢用直接引语, 有的甚至把主人公内心的活动都绘声绘色”记录”下来, 这样做确实是”生动”了,但真实性却被丢到九霄云外。）不仅如此，凡是使用引语，爱泼斯坦都在书中提供详细的来源注释, 有时在一章的后面读者可以找到五十多个注释。这种作法无疑会增加作者所提供论点和论据的说服力。这部书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近千个,其中有不少人物来自世界各地（该书的附件中提供了索引）。可以想象，作者这样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反复核对材料来源以保证其准确性，难度确实不小，何况当时他已年逾古稀。

作者在著书前，心中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和读者对象，这是爱泼斯坦写作的第四个特点。他在一次讲课中提到：“我写作首先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我感到一种动力，必须说，说了有用。。。我认为这是认真写作的首要条件。。。”“我写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时头脑中有两类读者。一类是同情或有可能同情中国革命的读者；另一类是某些国家的政府等。我写给后一类人看，不是想让他们改变立场，那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中国革命的力量将胜，企图阻碍它是徒劳的，那会增加你们自己的麻烦。。。”他还说，“为什么我要写《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呢？因为外国人读的中国历史书都是外国人以西方观点写的。我要以中国的观点写一本给外国人读的中国历史书。。。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我了解我的读者。他们都是些和我差不多情况下长大、受教育的人”。有些人经常把”针对性”挂在嘴上,但却不肯下苦功夫去研究自己的对象, 掌握他们的特点, 并跟踪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思潮, 因而难以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有鉴于此, 爱泼斯坦前面的话语, 对我们从事对外写作的人来说, 应该说是刻骨铭心之言。.

爱泼斯坦写作的第五个特点是他的原则性和战斗性。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英文所谓论战性文章“polemical writing”）。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在上述四本书中，他不仅立场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且在多处进行与各类“权威”进行论战，驳斥西方关于中国的各种谬论。他曾多次宣称，他不怕可能被人扣上“亲共”和“亲华”的帽子。当然，他一向重视用事实说话，为自己的论点提供论据，以理服人。今天，可能有人会觉得，他是否可以心平气和些。但我认为，他的这一特点源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战斗的一生。当时的世界是中国人民没有发言权的年代，需要不顾个人安危、独立思考和大声疾呼，才能把进步的声音以及中国的真相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今天, 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 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但就世界范围而言, 对外传播还处于劣势。因此, 更需要我们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保持一种正确的心态。正如爱泼斯坦在《宋传》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她[宋庆龄] 具有那样一种民族自尊心,她既无民族自卑感,又无民族优越感—前者爱慕所有的外国的东西,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后者则是夸耀中国所有的东西,对一切外国的东西不屑一顾。” 其实, 爱泼斯坦本人虽然是从一位国际主义者转而成为一位爱国主义者的, 在他身上我们也看到同一特点, 既爱中国又关心世界人民的进步和幸福, 这可以说是他写作的思想基础, 是他前面几本著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以自己的实践向我们说明:  要宣传好中国,自己先要爱中国, 同时又要尊重读者, 了解读者。 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 “己不正焉已正人”, 我们可以说“己不动则无以动人”, 即:要打动读者, 首先自己要被感动, 其次要以心比心,平等对待读者。

爱泼斯坦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我们首先应当向他学习什么？

爱泼斯坦著作的以上特点，为他赢得了国内外大批读者，使他成为我国备受尊重的学者和公认的外宣大师。他之所以能够在写作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固然同他的阅历，同他的博学多识和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有关，但这里特别应该指出，这也是与他的学风, 包括他的钻研精神、他的勤奋好学以及他积累资料的方法,分不开的。**** 关于西藏一书的写作过程，他在“记者的笔记本”一文中有如下的说明：（见该文关于积累背景材料部分，《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第307－309页）为了对西藏农奴制与欧洲过去社会加以比较，他从马克思《资本论》和《大英百科全书》找到有关农奴制的论述，甚至还在一本古老的书籍中找到了中世纪一位教皇对农奴制的批评。他说，“我可以对西方自由主义者们说，为什么你们认为可怕的东西，到了西藏就变成如此美好了呢？”关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国际法理论述，他同样找到源于过去西方政府有关声明的依据。 他说，有了这些历史证据，就没有人能够再说，这【西藏是中国领土】纯属’中国的宣传了’”。

爱泼斯坦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是我们的对外记者、编辑以及一切从事外宣工作的人员学习的榜样。可以说，中国只有一位这样类型的新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再没有第二位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代人不可能再有他那样的经历。但有志于对外宣传的人们完全可以从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的写作特点和风格， 从他采访和搜集资料的方法中得到启迪。他的四本书包涵了不少的宝藏，值得我们认真挖掘和借鉴。

（全文完）

注释：

*《人民之战》、《我访问了延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国民党中国劳工现状札记》、《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宋庆龄传》和《见证中国》。

**在此之前，他已出版了《人民之战》(The People’s War in China), 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头两年的情况,1939年首次在英国出版)和《我访问了延安》（I Visit Yenan, 1945年首次在印度出版）。

***<西藏巨变>尚未译成中文, 这里所用引语皆为自译,故附上英文原文。下同。.

****穆欣在《未完成》中文版的跋中指出，作者为了撰写《西藏的转变》一书，深入前后藏各城市和北部牧区草原，访问各阶层的七八百人，记下了九十万字三千页的笔记，装了一大箱子，又把材料分了类，做出卡片。

*****爱泼斯坦给自己的定位就是journalist, 这在他回忆录《见证中国》的英文原文名称( Memoir of a Jewish Journalist)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