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中国公益事业的开创者。在公益活动中，她十分重视宣传的作用。她的公益宣传内涵深刻、形式独到，对公众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抗日战争中，她亲自选定的一幅公益宣传画，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实例。

　　从《逃亡》到《难民》

　　1931年“9·18”事变，日本军队大举进攻我国东北。中华民族的危亡迫在眉睫。宋庆龄十分焦虑，多次与相关友人深谈，研究组织抗日运动的问题。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冒着枪林弹雨到吴淞前线巡视阵地、慰问官兵；为抗日罢工工人捐款；创办国民伤兵医院；公开发表谈话，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攻华北。８月13日，日军炮击上海市区，淞沪抗战爆发。宋庆龄更是为抗战奔走呼号不舍昼夜。她当月就发表了《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一文，指出：在觉醒了的中国人民面前，“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她积极向各国呼吁：大家必须一致起来制止日本的战争行为。宋庆龄实际上已经成为全民族抗战救国的一面旗帜。11月12日上海沦陷。宋庆龄仍坚持在已成“孤岛”的租界中处理工作。在各方的多次催促下，12月23日，她才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上海乘船赴香港。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并领导了抗战救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同年８月，为恢复沿海经济和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宋庆龄积极支持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武汉成立。1939年1月，以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这些组织成立后，急需开展有效的宣传，以便尽快扩大募集款物的规模。

　　1939年4月，“中国漫画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香港中环中央戏院举办了画展。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便亲自来到展场。

　　走到一幅名为《逃亡》的画前，宋庆龄停下了脚步。这幅画作表现了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一家中国农民。一位手提重物的老妇人，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一位牵着毛驴的男主人。四个人物的眼光朝向四个不同的方向，表现出极度的惶惑和迷惘。除了四个人和一头驴，画面上简洁得只剩下一片莽莽荒原，再没有一个人、一株树、一间屋。在日寇燃起的战火下，无辜的中国百姓就是这样无依无靠、四顾茫然，不知逃向何方。

　　宋庆龄满怀同情和不忍，神情凝重地伫立在画前。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这幅作品很适宜印成招贴画，保卫中国同盟正需要它，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卖给我们？”保盟就这样买下了这幅作品，印制成宣传画，发送到世界各地。

　　在被“保盟”印成宣传画后，《逃亡》更名为《难民》。这显然是根据宋庆龄的意见。画名改变后，更加符合了救济募捐宣传的需要。

　　在1939年8月１日出版的第７期《保盟通讯》上有一篇专稿《请订购我们的宣传画》。“保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发行一套彩色平版印刷的宣传画，以便于各外国组织开展动员援助中国战争、为救济战争受难者募集经费的活动。这些宣传画由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绘制。已印制的两种是：１．《最后胜利》；２．《难民》（此画的局部刊于本期《通讯》首页。）《难民》的文字说明是：“侵略者使他们无家可归！保卫中国同盟在安置难民！”

　　同年11月15日出版的《保盟通讯》第10期上，又发表了《请订购下列保卫中国同盟的出版物》一文。值得注意的是，《难民》已排列在第一号的位置上。

　　这幅画深深地打动了宋庆龄。在她自己珍藏的原版照片中，有一幅是她站在已加好边框的《难民》画前的留影。如此郑重其事地对待一幅美术作品，对宋庆龄来说是唯一的一次。

　　《难民》的图象在宋庆龄的心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不仅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也成为宋庆龄积极推动为帮助中国难民而发起的工业合作运动的理由。1940年10月１日，在第21期《保盟通讯》上登载的《人间的风暴》一文中说：“没有任何故事能比关于难民的传说更为震撼人心的了。虽然我们如今不断地听到这方面的传说。……在任何战争中，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比死者更甚。人们忍痛离别世世代代所在的土地和家园。他们似乎被连根拔起，又被抛回到一片陌生的焦土上。只有友谊和重建家园才能给予他们生活下去的目标、方向和理由。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中国有更多的难民，因为战争已在中国持续近４年之久。如同中国历史上时常出现的那样，现在又有许多人流离失所。……如果确实有一条道路能使千百万无家可归的饥民摆脱这种困境，那么这就是合作的道路。通过工业合作社，中国人民已经在这条路上迈出了头几步。那么，你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实现自助吗？”在这些让人不能无动于衷的文字背后，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宋庆龄忧国忧民、充满焦灼的眼神。

　　《逃亡》的作者—画家丁聪

　　《逃亡》是时年22岁的青年画家丁聪的作品。

　　1937年８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局势日益严重。住在上海黄陂南路的漫画家丁悚，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同意长子丁聪离开即将沦陷的上海。丁聪当时已经是《良友》画报社的美术编辑。他与又是邻居又是同行的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结伴，搭乘一条法国船去了香港。

　　这个时候，与丁聪同是邻居、同样从事美术工作的叶浅予正在武汉。他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漫画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当时，中国军人从日军俘虏身上抄出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日寇在侵华战争中奸淫烧杀、狂轰滥炸的种种暴行。三厅决定就此编印一部《日寇暴行实录》。由于香港有较好的印刷条件，叶浅予就带着这批照片从武汉来到香港。一到香港，叶浅予就和丁聪住在一起。丁聪帮助他画版样、当编辑，直到印装成册。丁聪称这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日寇暴行实录》的成品，由叶浅予护送运回内地。但没有料到，赶上了1938年11月12日的愚蠢的“长沙大火”。结果这批书大部被毁，派上用场的很少。这件事虽然遭到了挫折，叶浅予却从中更加看到了宣传的重要性。于是，他第二次来到香港，组织抗日宣传。

　　位于香港中环的中央戏院，从外面看上去小小的，但是一层的观众休息厅很大；二层也很大，有电影放映厅，还有一些办公室。因为上海沦陷，《良友》画报被迫停刊。1938年底马国亮、李青、丁聪等《良友》人，便在香港编印出版了《大地》画报，编辑部就设在中央戏院二层。

　　叶浅予第二次来到香港，根据国民政府的安排，筹备出版了一本名叫《今日中国》的对外宣传画报，用英、俄、法、中四种文字印刷。叶浅予到香港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大地》画报便把编辑部的一角让给《今日中国》。两个编辑部朝夕相处，丁聪也就近参与了《今日中国》的办刊工作。在办刊的同时，叶浅予还出面组织画家创作抗日宣传画。他们买来许多白布，统一裁成一米多长的布块，发给香港的本地画家和相当一批来自内地的画家。丁聪白天编画报，晚上不仅自己参与创作，也帮助联系画家。

　　1939年4月，画作收集上来以后，叶浅予、丁聪等人组织举办了上面提到的抗战画展。

　　当时，这些抗战的宣传机构没有经费。办公和展览的场地，都是通过一些广东同乡的关系，由戏院免费提供的。这次的画展就安排在中央戏院一层的休息厅。把同样规格的布画上下两排钉在墙上，画展就算是布置好了。展览对社会开放，不收门票。

　　预展期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中国记者金仲华一起来参观。过了不几天，就听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来看展览了。显然，宋庆龄是在听到斯诺、爱泼斯坦和金仲华的评价后，才决定来到这里的。吸引了宋庆龄的《逃亡》，是丁聪创作、展出的几幅作品之一。这是他根据一幅记录难民惨状的照片，重新组织创作的。

　　1937年以前，宋庆龄也住在上海。对于这位大名鼎鼎的“国母”，丁聪十分崇敬，但一直无缘谋面。这一次，宋庆龄邀请这位年轻的画家与她见面、交谈，还特地与作者丁聪、版画家陈烟桥一起在《逃亡》前合影。据丁聪回忆，这张照片是张正宇用上海《申报》馆的一架潘太可斯相机拍摄的。这次会面，是丁聪与宋庆龄的第一次接触。这张与孙夫人的合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幅有历史价值的珍贵照片。

　　《逃亡》是由保卫中国同盟用10元钱买下的。但丁聪说，这个钱他根本没有接到手里，便直接捐给“保卫中国同盟”用于抗战了。

　　珍贵照片七十年间的曲折经历

　　1941年12月８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香港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0日，在日军占领启德机场前６小时，宋庆龄乘最后一班飞机回到重庆。

　　丁聪与一大批进步文化人一起被困在香港，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一天，他在街上碰到音乐家盛家伦。盛家伦告诉他：“孙夫人已经离开了香港。柳亚子也走了。我们已经和东江纵队的人联系上了，也要走了。”于是，丁聪和许多文化人急忙整理行装，每人背一个包袱，只带极少的必需品，其他物件统统扔掉。因为怕在路上遇到日军，所有书籍、信件、日记、照片也全都忍痛舍弃了。在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一路走到宝安游击区。到了宝安又被困了一百天，才辗转到桂林，然后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后，丁聪与叶浅予等画界朋友一起到两路口寓所去拜访宋庆龄。宋庆龄十分高兴。尽管叶浅予当时已经留了胡子，宋庆龄仍然亲切地称他们“ｂｏｙ”。他们到宋庆龄那里并不拘束，自己带了东西在宋庆龄家里烧着吃。丁聪至今还记得，那次他们做的是咖喱鸡，结果烧得很失败，很难吃。宋庆龄问了他们逃离香港的经过，还专门问丁聪：“小丁，你在香港的东西带出来了吗？”丁聪说：“没有，全都扔光了。”宋庆龄说：“我要送给你一件东西。”她就上楼去了。从楼上下来时，宋庆龄两手背在身后，像哄小孩似的，让丁聪猜是什么。当她从身后取出时丁聪才看到，是他和宋庆龄在《逃亡》前的合影。宋庆龄说：“你这张照片还有吗？”丁聪说：“没有了。全都在香港烧光了。”宋庆龄说：“你的丢了，我还有一张就送给你吧！”丁聪当然是喜不自禁，妥善地保存起来。

　　这以后，尽管经历了很多次迁徙和劫难，这张照片一直完好地留在丁聪身边。1957年反右斗争中，丁聪被发配到北大荒，但这张照片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文化大革命”一来，丁聪的所有材料都被搜走。其中：一个相册里收集了一批丁聪与领袖人物的合影照片；一个题词本里全都是领袖的题词。此外还有一些丁聪本人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拍的相片。这些东西都被抄去没收了。抄去的理由是：“牛鬼蛇神有什么资格和领袖合影！”其实，解放初期丁聪是青年艺术家中的代表人物，是全国政协委员，与周恩来、廖承志等人都是常来常往、十分熟悉的。

　　十年动乱结束，终于开始落实政策了。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个人。然而，在退还丁聪的材料里，凡是与领导人相关的照片、题字，包括与毛泽东的合影和毛的题字，统统被撕下去没收了。望着几乎空无一物的相册和题词本，丁聪自然十分愤怒，但也无可奈何。在失去的这批材料中，他最感遗憾的就是他与宋庆龄的合影。

　　至诚似乎真的能够感天动地。时间不长，他收到叶浅予的一封信：

　　“丁聪：组织部发还文革专案材料中有你一张照片，特寄还给你。”

　　随信寄来的，恰恰就是１９３８年宋庆龄与丁聪的那张合影。失而复得，弥足珍贵。丁聪很快把这张照片放大挂到了墙上。

　　丁聪是中国漫画界的大师。虽然现在已经年逾九旬，但他思维敏捷、性格开朗、画作不断。他仍然担任着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名誉理事，为实现宋庆龄“共进大同”的理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供稿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