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南京扬子饭店
2009-11-01 22:31

        作者:徐晓红 曹翔

 

  假日里,与朋友结伴骑车去江边散心。沿中山北路宽阔的林荫道一路向北,行至与惠民大道交界的十字路口,一幢造型独特的旧式洋楼映入眼帘。那红色的造型屋顶,古老的青砖墙壁,以及油漆斑驳的木质门窗……无一不透着老房子的神秘与沧桑。好奇心驱使我们停车伫立,去探询它的往昔。

  这幢座落于下关宝善街2号(今为中山北路599号)旧式洋房是扬子饭店的旧址(今为南京市公安局下关区分局的办公地)。扬子饭店始建于民国初年,由英侨杰西.柏耐登出资申请并设计建造。申请土地面积为7.9247亩。共建有西式楼房5栋61间,新式平房1栋5间,旧式平房3栋5间,建筑主体为三层砖木结构,用明代城砖修筑,古朴典雅,为英国中世纪城堡式样,颇具异国情调。1992年3月被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幢旧式洋楼里发生过许多故事,留下不少近代中国历史的烙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血雨腥风的30年代,举世闻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伴侣宋庆龄女士在此下榻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宋庆龄,广东省文昌县人(今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诞生于上海,1981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

  宋庆龄一生以其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与特殊地位,从事独特的革命斗争,七十年如一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女性。

  1933年4月4日,宋庆龄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一行,为营救陈庚、罗登贤、廖承志、陈藻英、余文化等著名革命者,以及到国民党南京大石桥江苏第一监狱探视慰问国际友人牛兰夫妇,专程来到南京。以往宋庆龄到南京多下榻于花园饭店(即今江苏饭店),此行的目的与以往不同,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故选择了由英国人经营的、相对安全的扬子饭店。

  一、营救陈庚、罗登贤等5位著名革命者

  陈庚、陈藻英(谭同辅的化名)于1933年3月24日被捕,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于3月28日被捕。他们5人都是因叛徒告密而在上海陷入虎口的。宋庆龄得知后,立即于3月30日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建)中央执行委员会商讨营救办法,决定委托吴凯声律师负责出庭辩护。当天,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发表宣言,提出:“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或者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非法律所不允许,苟无特别行动,应即立刻释放,盖信仰自由屡载约章,为吾民所必争之权利。”“在此国难期间,欲言御侮,国人必有反对帝国主义之自由,不应对于努力此项工作者反愈加压迫,致伤元气。吾民应速自觉悟,奋起力争,而要求罗、余、廖及一切政治犯释放,尤是第一要图。……为民权保障之奋斗也。”(1)

  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开始审理陈庚、罗登贤两案,并判决将陈赓、罗登贤引渡给中国国民党当局。4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呼吁中国人民起来保护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和一切爱国者。她说:陈庚、罗登贤等5人没有犯罪,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只凭巡捕房眼线的一句话,‘我认识他们,他们是共产党’,5个革命志士就过了堂而且被引渡了。就凭了这么一个‘证据’,他们5个就被移交过去受酷刑”,这是陷害人民,这充分表明他们5人不是“反动分子”,而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2)国民党当局不顾宋庆龄的呼吁和声明,一意孤行,于4月1日将陈、罗、陈、余等4人押往南京(廖承志已被营救出狱)。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继续营救陈庚、罗登贤等4人,1933年4月2日,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名打电报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严正指出:3月31日“沪特二法院判决移提共产嫌疑罗、余、陈、陈4人,懂(1日)晚,由公安局解京,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勿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伫候电复。”(3)

  4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与上海分会举行联席会议,研究如何继续营救罗、陈等4人的问题,宋庆龄等30余人出席了会议。4月4日,宋庆龄与杨杏佛、吴凯声、沈钧儒、伊罗生等5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乘车亲赴南京为营救陈、罗等政治犯之释放而奔走。他们一行于5日抵达南京,下榻于扬子饭店。汪精卫、罗文干到饭店会见了宋庆龄。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名义书面提出4项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诈犯人及受贿行为。(4)宋庆龄还指出:当外患日迫之时,释放政治犯与国家元气脉脉相关。惟有释放中国反帝运动的男女斗士,才能增长中华民族的革命力量,如若囚禁或杀戮他们,无异于自伤元气。中国当前民气消沉实与这种政治压迫有关。对此,汪精卫、罗文干不得不同意将陈、罗两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当晚,宋庆龄一行前往南京卫戌司令部探望了陈、罗、陈、余等4人。当时陈庚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他向宋庆龄等人揭露了监狱的严刑拷打以及恶劣待遇。这时,宋庆龄把中国共产党秘密转交的一张字条交给了陈庚。(5)然后,代表团又转到了陈藻英的牢房,这位十几岁的女孩对宋庆龄说:“英捕房打我,公安局又打我。可是我不怕!”罗登贤与余文化关在一起,余被折磨得没有力气说话。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罗登贤坚定地对代表团说:“我始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我愿为这一斗争贡献我的生命,什么也不能动摇我。”(6)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不久,听到蒋介石对陈庚诱降不成而欲杀之的传闻,她又立即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陈庚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庚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讲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7)蒋介石懾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终于释放了陈庚,但罗登贤却未能幸免,于1933年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惨遭秘密杀害。

  二、赴南京大石桥江苏第一监狱探视慰问牛兰夫妇

  牛兰,原名保罗.鲁埃格,波兰人,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官员。1930年3月由莫斯科经哈尔滨,大连到上海。其公开职务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即“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上海办事处的秘书,1931年6月与其夫人范路易丝在上海租界被捕。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动员各方面力量紧急营救未成,被引渡至国民党当局。8月14日解赴南京,处境十分危险。7月23日,宋庆龄母倪桂珍病逝。24日,宋庆龄由德国回国,给营救牛兰夫妇的国际活动以新的希望。各方面恳请宋能予以援救,使牛兰夫妇“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8)所以,宋庆龄办完其母丧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1932年夏,在当局对牛兰“公开审讯”时,发动了一次广泛的要求释放牛兰的活动。7月11日,宋庆龄出面邀请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斯诺、伊罗生、史沫特莱等32位知名人士,组成了“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被推为主席,领导营救工作深入开展。1933年4月5日,宋庆龄在亲赴南京营救陈庚、罗登贤等5人之时,专程去南京大石桥江苏第一监狱探视慰问牛兰夫妇。

  被折磨得身体孱弱得牛兰关在第九病室,他的夫人被单独囚禁在女监的一个号子里。他们的生活很悲惨:饮水是污浊的,囚饭难以下咽,医疗得不到保证。活动更受到层层限制,在每天仅有的半小时放风时间里,也不许与其他犯人接触。

  牛兰夫妇告诉宋庆龄一行,他们要求移押到上海或苏州的监狱,以便跟他们留在上海的孩子靠近一些,但却遭到国民党政府司法当局的拒绝。牛兰夫妇悲愤地控告说,这所“模范监狱”对他们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实际上是对他们慢性的谋杀,使他们承受着说不出的痛苦。宋庆龄对牛兰夫妇的处境深表同情,对他们的斗争精神极为感佩,并以“同盟”的名义,表示将继续对他们大力营救。

  在牛兰抗议绝食期间,宋庆龄多次函电国民党当局及汪精卫、罗文干、居正等要人,要求释放牛兰夫妇,但均无复电。顽固的南京政府一意孤行,始终拒绝释放牛兰夫妇,并且下令国内报刊一律不得刊登宋庆龄与“同盟”的抗议、宣言和声明。于是,宋庆龄与“同盟”将他们的文件发往国外刊登,在世界各国掀起了更为广泛的抗议浪潮,使国民党政府不敢轻易挥动屠刀,从而保住了牛兰夫妇的生命。

  牛兰夫妇被关押南京监狱近6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11月间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国民政府当局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了牛兰夫妇。1938年他们在上海乘苏联客轮回国。

  往事如烟,但宋庆龄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却永远铭记在后人的心中。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扬子饭店,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注释:

  (1)《申报》,1933年3月31日。

  (2)《宋庆龄选集》(上),第117-11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3)《申报》,1933年4月4日。

  (4)(5)(6)陈漱渝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61页、第62页、第62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8月版。

  (7)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9月3日。

  (8)《文艺新闻》1931年9月7日。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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