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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有话说(十六)李崴《宋庆龄先生与民革之缘》
发布时间:2020-06-08 10:55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李崴

  “民革”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这个名字是宋庆龄先生亲自起的,而且还两度启用这个名称。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当天上午在南昌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一些省区及海外支部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这次联席会议所组建的组织就是由宋庆龄命名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中山先生逝世两年多,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路线,并推行反动的“清党”政策,残酷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镇压工农运动。这引起了以孙夫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的愤慨,为了抗议蒋、汪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由此促使南昌起义,并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25人组成,成员包括:贺龙、经亨颐、何香凝、朱晖日、黄琪翔、张曙时、徐特立、宋庆龄、于右任、郭沫若、陈友仁、张发奎、邓演达、谭平山、恽代英、林祖涵、吴玉章、彭泽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叶挺、澎湃、江浩、苏兆征。并推定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人为主席团成员。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发动的,但依然沿用中国国民党的旗帜,选出宋庆龄为领导人之一,这与宋庆龄在大革命失败后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宋庆龄虽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的策划,但从她在一个月后发表的文章《中国目前的形势》中表明,她完全赞成而且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

  1927年9月6日,宋庆龄按照孙中山遗愿决定访问苏联。在苏联,宋庆龄、陈友仁与先期到达莫斯科的邓演达,为表明坚持孙中山革命原则的态度,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重申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革命意义,总结了孙中山“一面与敌人奋斗,一面更须与党内的叛徒决绝”的历史经验,指出“目前中国之反动势力,虽极其残暴凶恶,而国内劳苦民众之觉醒必冲破反动的营垒,得到最后的解放和胜利!”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正式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被选为总干事。他的宣传、组织和军事工作给蒋介石以严重威胁,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此段时期(1929年3月-1931年9月)的李济深,也被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在寓所会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谢树英,并撰写发表《宋庆龄之宣言》(又名《国民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揭露蒋搞个人独裁,残害革命者的种种反动行径,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全面抗战的局势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宋庆龄、何香凝被选为参政员。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通电予以痛斥。李济深则表示极大愤慨,直接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发报,要求妥善安排好叶挺生活,又联络各界共同呼吁尽早恢复其自由,以致亲自到叶挺囚所探望。这些斗争表明,国民党内以左派为核心的抗日爱国力量正逐步团结起来,并纷纷酝酿成立民主派组织。1941年重庆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谭平山、柳亚子等于1945年10月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何香凝、李济深等则于1946年春在广州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

  1947年2月,民促主席李济深在上海秘密会见宋庆龄,向宋庆龄介绍了重组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设想,宋庆龄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嘱咐他“多发挥作用”。1947年3月李济深回到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举起反蒋大旗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国民党中常会以李济深诋毁蒋介石和国民党为名,通过了开除李济深国民党党籍、全国通缉的决议。蒋介石还派特务赴港暗杀李济深,好在暗杀行动事先被宋庆龄得知,她立即派人通知,才帮助李济深得以躲过一劫。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准备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会议以“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并通知在海内外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陈真如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这里的“正名领导”四字至少说明了:国民党民主派急需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才能名正言顺地领导开展推翻蒋政权的活动,并且这个革命组织急需定出名称,才能对外联系,发展组织,开展工作。

  1947年下半年,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陈此生等在香港酝酿并讨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名称、纲领、领导人选等重大问题,柳亚子建议用“中国国民党民主联盟”的名字。此时,宋庆龄从上海捎口信给何香凝说:“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考虑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经过大家讨论研究,最后一致同意将这个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大家并一致希望宋庆龄南下领导,遂联名写就《上孙夫人书》。信中指出,国民党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为此,他们决定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信中恳切表示:“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后来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章汉夫那听到说:“你们不用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表示全力支援。至于她是不是参加这个革命组织,经她缜密考虑,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根据这个意见,这封信没有发出。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等文件,推举宋庆龄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1949年,民革领导人李济深和宋庆龄一起,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1月19日,民革二届三中全会向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致电,电文谓:“您是孙先生不断进步精神的继承者,多年以来,您一直和全国人民一道,为新中国的成长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您这种伟大精神,对我们民革同志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我们愿意学习您的精神,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努力。”

(作者:李崴 供稿:理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