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益时报

　　2009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由10家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一行12人组成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高层赴美考察团”，赴美进行了为期12天的考察访问。该访问旨在加强中美基金会的国际交流，了解美国基金会的历史与现状，借鉴成功与教训，用于发现和创新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模式。

　　从东海岸的波士顿、纽约到西海岸的旧金山，考察团先后走访了不同类型的美国公益组织。这次中国非公募访美代表团的人员既有徐永光这样的资深公益领袖，也包括杨东平教授这样的资深公民社会研究学者兼NGO当家人。无论是在美国东海岸走访历史悠久的传统型基金会，还是参观西海岸更具朝气的新型基金会，美国同行不断重复的公益创新、模式创新、社会创新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感受美基金会“软实力”

　　摩天大楼、机场、地铁、高速公路，与过去的经验相比，大家感到中美在城市建设、公共设施方面的巨大差距已明显缩小。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富庶强盛仍触目可见，但此番考察团所强烈感受的，“是在这一现实背后的另一种制度安排--强大的慈善公益事业所体现的‘软实力’”。

　　初到美国，不少团员用“震撼”一词表达了自己的感受：2008年，美国全国慈善捐赠款额为3076.5亿美元，占GDP的2.2%。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慈善捐赠的主体并非企业，而是公民个人。全国的捐赠构成中，来自个人的占75%，遗产捐赠7%（两项合计，来自个人的达82%）；来自独立基金会的占13%，来自企业基金会的占5%。以家庭为单位的统计，个人所捐赠的资金相当于其年收入的2%，而且这一比例在不同阶层的分布基本相同。

　　慈善基金会在美国公民的社会参与中占有核心地位。美国的基金会包括独立基金会、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等类型。独立基金会90%为资助型的；家族基金会约占基金会总数的一半，捐款数额也占一半；企业基金会2500个，支出占基金会的10%；社区基金会700余个，数量占1%，资金占10%。2008年，美国各类基金会捐赠的金额达456亿元。

　　对于友成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来说，八年后重回哈佛，别有一番感受：美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基金会组织，2008年的统计数据为7.5万个（不包括运作型基金会），是世界上基金会最多的国家；基金会的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领域，形成了真正的全方位的工作领域和多元的操作模式；美国基金会具有更自主和更自由的空间与能力将资金和精力集中于创新甚至是有些“冒险”的工作上，使得美国基金会一直站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最后，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支持性的制度，使得美国基金会的发展空前。

　　友成基金会社会创新中心副主任丘晴晴表示，虽然众多的基金会在他们的工作方法、组织结构、关注领域和管理机制上极其多元化，但无论是公众还是慈善行业内部，都有着一个普遍的共识：基金会承担着社会部门研发的职责，能够为社会去承担创新的风险成就了此类组织在公共事业中的关键角色。与政府和其他国际发展组织相比，（独立）基金会更被赋予了推动社会创新的责任。

　　美国的基金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只有短短五年。在哈佛大学教工俱乐部举行的欢迎酒会上，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放言：三十年后，中国一定会成为继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二的基金会和公益慈善事业大国。有前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没有人会怀疑这一前景。中国有“一叶知秋”之说，近五年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小小一叶，也可以说是“一叶知春”。

　　新老交替间的美国公益

　　在一个慈善体系已经发展了近百年的国家里，考察团听到最频繁的词汇就是创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基金会所关注的领域以及行动方法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初较为单一的救济式慈善逐渐转向更加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倡导和支持，随之社会企业、风险慈善等模式又浮出水面，公共慈善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本身就是诸多种类创新的集成。

　　位于纽约42街旁的福特基金会大楼，一如美国大多数楼宇那样典雅高大、气派不凡。其独特之处，底层为花园庭院，整个建筑为中空结构，内外所有墙壁全部使用玻璃墙，使得每一间办公室都通体透明，对应了公益机构公开性、透明度的理念。

　　在这里，福特基金会副会长MartaTellado女士谈到了近来公益慈善界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伴随近年来新兴基金会的大量涌现--以硅谷高科技背景的基金会为代表，出现了对传统基金会及其工作模式的挑战，所谓的“新慈善、老慈善”之争。扶危济困的救济型被视为老模式；新模式或者说公益事业发展的新特点，包括在资金募集、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上出新，例如使用网络手段、企业管理的技术、经验等等，并且发育出“风险慈善”（中国通常称为“公益创投”）、“社会企业”等新的公益形态；但最关键的，是对慈善公益的功能和使命的新认识：促进社会创新。

　　但Tellado认为“新老模式”之争是一个伪命题。已有75年历史的福特基金会可能会被视为是一辆“老爷车”，但他们在社会创新方面是做得最早和最着力的。目前，正着眼于未来10-15年的社会发展，重新考虑定位和发展战略，尝试新的模式，支持新的组织和新的人，寻求更大的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纽约被称为是一个“大苹果”，不仅由于华尔街、百老汇、自由女神、纳斯达克等的五光十色，富丽繁华，更在于它强劲的活力和创造力。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共有5000到7000个各类拨款机构，活跃着2.5万个NGO，为改善纽约的社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考察团拜访的“绿色市场”就是典型的一例。这里原是吸毒、贩毒者出没的地方，如何将它改造为安全、健康的社区成为一个挑战。NGO和政府共同协作，在这里形成一个出售绿色食品的市场，每周一三五六开放，所有食品均为本地农民和“城市农业”产出，注明产地和生产过程，保障绿色和有机的品质。它特别倡导使用本地食物，不仅减少长途运输能耗，而且果蔬在成熟后摘采而非人工催熟，口味更好。这一模式获得巨大成功，已在纽约多处复制。

　　面对此景，西部阳光基金会理事长杨东平一再表示，“这就是”大苹果“的魅力，它的丰富性、创新性来自于强大的、多元化社会力量！”多么希望在北京、上海也能见到这样生机盎然的绿色市场“。

　　新基金会更敢于承担风险

　　徐永光表示，这次访美印象最深的就是创新的理念：从东部到西部，无论是基金会还是研究机构、支持性的机构，无论是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还是社区基金会，碰到所有的人全都是言必称创新。

　　事实上，美国的慈善基金会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创新的领域，即根据存在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包括公民权益、社会经济正义、公共政策、国际发展等等。研究者解释说，因为政府财政经费必须对公众负责，只能做正确的、经典的事；而商业资金则要对企业和董事会负责。基金会于是成为具有自由品质的社会创新的”研发机构“，因此，新基金会更敢于承担风险，更多地支持做创新的、冒险的事。

　　“硅谷社区基金会”，就是新型社区基金会的典范。这个成立不到3年的新型基金会有15亿资产，1600个捐款、资助的机构，41个公司基金会，几百家NPO，去年的资助拨款额2.34亿美元，新增筹款达到1.92亿美元。而基金会将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归纳于两点：创新和信任。

　　硅谷社区基金会向考察团展示了什么是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是社区里的联络平台，将富人，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宗教组织结合在一起。基金会通过统筹管理和资金运营，提供信息服务、管理咨询、资产运营、项目设计和评估等各种支持和服务，以解决各种资源进入时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专业化程度不足、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

　　该基金会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企业”，它为下属企业、基金会和NPO的服务是收费的（1.5%的管理费），从而建立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作为非营利机构，它所积累的资金完全用于机构发展和公益事业。

　　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感慨：若给硅谷社区基金会下一个定义，就是“慈善资产管理和咨询服务公司”，它的行政费用的90%是挣来的。这是公益慈善的革命，这样一种模式为成千上百的小基金会提供了高度密集的信息服务。用商业的管理的模式对公益产业的革新，把筹款、资产管理、项目设计和咨询高度浓缩在这里。减少了公益行业里的信息不对称，大大降低了成本和提高了效率。